剧作阴谋与爱情女性角色分析(3)

[1][3][4][5][6][9][10]弗里德里希·席勒.阴谋与爱情[M].杨武能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6.

[2][7]张秀宁.《阴谋与爱情》中的个人政治美学[J].兰州学刊,2009,(05):168-171.

[8]杨家友.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461-464.

何慧文，女，汉族，江苏南京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德语文学、德语教学法。

作为席勒青年时代的第三部戏剧，《阴谋与爱情》可被称作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期代表作品之一。该作品取材于十八世纪德国现实生活，在仍处于分裂中的德国土地上，封建社会宫廷贵族与市民阶级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因其鲜明的政治和社会意义，恩格斯将该作品誉为“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1]。市民悲剧作为戏剧形式的一种，诞生于启蒙运动时期。德国市民悲剧的产生深受英国和法国戏剧作品的影响，后牢牢植根于德国当时社会情况和戏剧行业发展状态，演变出了具有德意志民族特色的戏剧形式。有悖于亚里士多德的悲剧理论，市民悲剧的主人公不再是出身高贵、具有权势的帝王、贵族或英雄，而是市民阶层中的普通人，他们摆脱了以往被上层人物嘲讽和取乐的滑稽形象，成了作品的主要叙述者，呈现出封建社会下的市民家庭生活风貌。席勒以德国剧作家莱辛的市民悲剧代表作《爱米丽雅·迦洛蒂》为蓝本，创作出《阴谋与爱情》。市民阶层成为戏剧的主人公，讲述市民少女与贵族青年间纯洁无瑕的爱情在宫廷权贵的权谋算计下走向灭亡。女主人公露易丝的死亡带有古典意味，作为无辜者，总能引发读者的怜悯和恐惧。[2]本文希望通过全面分析露易丝这一形象，展现当时市民阶层争取自由的思想和尝试；除露易丝之外，本剧中还出现了两个较为次要却具有典型特征的女性角色，分别是公爵的情妇弥尔芙特夫人和露易丝的母亲米勒太太，通过解读这两个角色来还原当时不同阶层女性的生存状态。一、纯洁美好的市民少女——露易丝席勒最初仿照莱辛的剧作，使用剧中主要女性角色的名字——“露易丝·米勒”作为剧名，以凸显市民家庭出身的少女与封建贵族阶级间的冲突。作品第一幕第一场和第二场中，露易丝未正式出场，通过米勒夫妻的对话，作者勾勒出一个美丽、纯洁、笃信上帝、拥有美好心灵的市民少女形象。跨越门第的爱情让露易丝处于情感与现实的斗争中。她对斐迪南的爱意在她的言辞中得到了充分表现。她对贵族的畏惧更是显而易见的，她清楚地知道她与斐迪南“头顶上悬着一把剑”[3]，宫廷世界在威胁着他们的爱情，她与斐迪南之间跨越阶级的爱情已经让她失去了生活的平静。露易丝的内心是矛盾和不安的，她既憧憬与斐迪南真挚的爱情，又不断打破自己的这一幻想。剧作者借露易丝之口，表达了市民阶层对打破阶级壁垒的渴望：“当等级的篱笆垮掉以后——当出身微贱的皮壳从我们身上剥落以后——人又纯粹是人”。[4]市民阶层追求自由、挣脱束缚的意识已然觉醒，他们追求高尚的品格和思想。安分守己的露易丝也曾试图打破阶级壁垒去追求纯真无瑕的爱情。在诡计多端、炫耀权势的王公贵族面前，她打破了女性娇弱的一面，用言语向强权抗争。这份勇气来源于斐迪南对她的满心爱意。宰相逼问她“认识宰相的少爷多久了”[5]，她答道：“我从不管什么少爷不少爷，从十一月份起，斐迪南·封·瓦尔特就来家里看我。”[6]市民阶层少女不露怯，坚定地捍卫自己的尊严，用这一绝妙的回答表明她与斐迪南的爱情建立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席勒通过这一不甚明显的反抗行为，展现十八世纪德国逐渐崛起的市民阶层向宫廷世界发出的呐喊。但市民少女的反抗是无力且短暂的。在公爵的持续逼问下，露易丝懦弱地晕了过去。醒来后的她，对与斐迪南相守已不抱希望，出于对父母的敬爱、对上帝的虔诚，她无法与斐迪南私奔，只能选择退缩。再加上公爵和秘书伍尔穆无耻地逮捕了她的父母，并以此威胁她伪造写给侍卫长的情书，放弃斐迪南成了她唯一的选择。当爱与道德和责任发生冲突时，她宁愿放弃爱，而不是违反道德规范。对比她言辞中的爱意来说，她的行动透露着懦弱、胆怯，以及被束缚，只能不断退缩。[7]露易丝是上帝虔诚的信徒，她的意识形态和行为模式由上帝主宰着。妥协于秘书伍尔穆的威逼，她写下虚假情书、向上帝起誓不揭穿这一骗局。即使这个誓言是在被强迫的情境下立下的，露易丝也不敢违背对上帝的承诺，最终导致斐迪南给她喝下了鸩酒，直到死前才说出了真相。席勒对压制着人类自由的基督教会保持批判态度，他主张将屈从于神的基督教徒变成人，实现自由、美德和神性的统一。[8]这样一个笃信上帝、具备美好品质的少女最终还是走向了灭亡，引发了读者和观众悲悯。席勒笔下的女主人公因爱而亡的结局是注定的，她的软弱无法抵抗来自上层的恶意和阻拦，如同当时德国土地上正在觉醒的市民资本主义阶段，有着反抗封建专制统治的意识，但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软弱性，真正去推翻统治阶层。二、自相矛盾的公爵情人——弥尔芙特夫人席勒塑造的弥尔芙特夫人与露易丝在家庭出身、生活境遇、个性品质和爱情观等各方面都形成了极大的反差。席勒笔下的露易丝纯真无瑕、善良虔诚，而弥尔芙特夫人作为公爵的情妇，则是声名狼藉。该人物身上存在着明显的矛盾点，虽不是剧中的主要人物，仍然引人注目。弥尔芙特夫人这一角色反映出封建专制统治下，贵族们奢靡的生活方式。来自英格兰托马斯·诺福克家族的她因家人的垮台被迫离开了故国，幼时和仆人依靠一盒珠宝逃到德国，本是侯爵小姐的她在遇到公爵后，成了遭人唾弃的情妇，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那个时代的女性只是附属品，即便有着华族的身份，也无法掌控自己的生命。戏剧第二幕第二场增加了弥尔芙特夫人与为她送来钻石的仆从之间的对话，她得知，眼前的钻石是公爵卖出了七千平民男子到美洲换来的。这揭露出当时不少公爵冷血无情，用底层市民和奴隶去换取财富。不同于其他安于享乐的贵族，弥尔芙特夫人命令她的侍女将自己的首饰偷偷卖掉换钱贴补穷人，宁愿自己带上假的珠宝，也要布施给处于苦难中的平民。弥尔芙特夫人虽饱受骂名，却对底层阶级心存善良和怜悯。“我砸碎过牢狱的铁索——撕碎过死刑判决书——缩短过苦役船上可怕的终身流放”[9]，她试图用善行去洗脱身上的骂名，保留贵族后裔的名声。尽管弥尔芙特夫人本质上是有善心和同情心的，但作为上层社会中的一员，她与生俱来的自私自利、身居高位的自以为是和对市民阶层的不屑一顾都是无法掩盖的。一方面，她渴望自由；另一方面，她不想放弃无忧的生活。她长期处于内心的煎熬之中，虚荣心被满足的同时，耻辱感如影随形。家族的垮台迫使她经历疾苦，苦难的经历给她留下了印记，不舍得放弃现在的富贵生活。公爵与宰相之间的这场阴谋于她而言是一个机会，既能让她摆脱情妇的身份，又能得到梦想中的爱人。斐迪南另有所爱这一事实让她失望，她计划去博得这份爱情。爱情于她来说，是可以靠地位和财富去争取的，她试图用诱人的条件说服露易丝离开斐迪南。在弥尔芙特夫人与露易丝对峙的场景中，她自诩身份高于露易丝，她取笑和质疑贵族与平民之间的爱情，并试图用物质来诱骗平民少女。这展现了她对幸福的极度渴望，同时她极度自私的一面也暴露无遗。席勒给了弥尔芙特夫人非常具有女性主义色彩的结局：离开公国去寻求新的生活。一位有良知、追求高贵德行的贵族女性被市民少女的纯真美德震撼到，决心抛弃一切外在的虚荣，不再沉溺于浮华的贵族生活，换取和掌控自己的命运，追逐自由。弥尔芙特夫人成了本剧中唯一敢于追求自由和独立的女性。三、愚昧懦弱的市民妇女——米勒太太米勒太太在剧中是一个次要人物，在剧中甚至没有出现过她的名字。那个时代下的妇女处于较低的家庭地位，妇女从属于丈夫，男人是家中的权威。米勒夫人的愚蠢、粗俗和贪慕虚荣在作品中有诸多体现：她的丈夫称她 “蠢猪”；知晓宰相之子要到家里后，她为没有合体的华服感到羞耻。小市民家庭对贵族生活的盲目向往在米勒夫人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在女儿和宰相之子恋爱这件事上，她与丈夫的看法大相径庭。当乐师米勒忧心女儿被贵族抛弃时，米勒夫人却毫无顾忌，“亲爱的上帝偏偏要让咱闺女成为一位贵妇人”[10]，愚昧地为女儿能与宰相之子相恋而欣喜，妄想以此跻身贵族世界获得更高的社会地位和财富。正因她出于炫耀，将露易丝与斐迪南恋爱的事实透露给了宰相的秘书伍尔穆，加速了悲剧的发生。在后续的场景中，在贵族面前的她毫无尊严，跪求大人的慈悲。市民阶层家庭妇女的无知、虚荣、缺乏主见、畏惧强权等缺点在米勒太太身上尽显无遗，这一女性形象代表着当时反封建专制意识尚未觉醒的普通市民阶层女性。席勒让读者看到，在王公贵族的封建专制统治下，市民阶层因世俗的阶级观念不可避免地成了悲剧主人公。四、结语席勒在《阴谋与爱情》中塑造出了具有鲜明个性的三个女性角色。纯洁美好的平民少女露易丝代表着市民阶级的软弱；自相矛盾的公爵情妇弥尔芙特夫人体现贵族阶层对现实生活的思考；愚昧懦弱的市民妇女米勒太太展露市民阶层对上层贵族的盲目推崇和顺从。生活在这片分裂严重、经济和文化落后的德国土地上的女性们，无一不是弱者。参考文献：[1][3][4][5][6][9][10]弗里德里希·席勒.阴谋与爱情[M].杨武能译.上海:译林出版社,2016.[2][7]张秀宁.《阴谋与爱情》中的个人政治美学[J].兰州学刊,2009,(05):168-171.[8]杨家友.从“完整的人”到“全能的神”——席勒的宗教和美育思想解读[J].重庆邮电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461-4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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